北影节6秒售罄,必须聊聊这部片了
时光撰稿人 | 毛姐姐
马龙·白兰度的在逃女友。
这一期,来聊聊由侯孝贤执导、梁朝伟主演的金狮奖获奖影片《悲情城市》。
从消息放出的那一刻起,影迷们和黄牛们就摩拳擦掌,掐着秒表试图创造奇迹。
但到正式开票时,三场电影票在6秒内全部售罄。
《悲情城市》
北影节展映因为请到了《悲情城市》的制片人邱复生,以及著名的剪辑师廖庆松来做映后交流,被影迷们疯狂追捧。
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,交易价格从原本100元的票价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,并仍有人高价求票。
4月27日,这部片的4k重制版将在中国香港地区公映。邱复生表示,为尊重电影本身的影院放映质感与时代情怀,未来三年内《悲情城市》不会上流媒体,仅在影院大银幕放映。
为何这部片一票难求?它究竟有什么魅力呢?
为大银幕而生的电影
1989年,《悲情城市》在中国台湾上映,同年,这部电影拿下了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。
这部由侯孝贤导演,朱天文编剧,梁朝伟、辛树芬和李天禄等人主演,邱复生等担任制片,廖庆松担任剪辑师的电影,从诞生之日起,就注定是一部为大银幕而生的电影。
青山绿水,草木含悲,侯孝贤的电影总是这般,当一些无解的悲情浓重得化不开之时,就只能淡淡地,拍青绿雄伟,拍流水澹澹,拍江月年年,只为衬得人世无常。
于是,《悲情城市》中,山山水水就兀地多了起来。
电影描述的中国台湾那段从1945年日本战败撤离,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政府迁台的跌宕历史,就仿佛涓涓细流般,一点一点汇聚成一条裹挟著所有普通人的奔腾大河。
《悲情城市》对准了三世同堂的林姓家族,以家族中的四兄弟为线索展开叙事。
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,衬托历史的风云激变。
老大林文雄混迹黑道,主持家业,但终在混战中被抢击中身亡;老二原本是一名医生,后被强征到吕宋岛生死不明。
老三文良曾在日剧时期被日本人带到上海做翻译,返台时已神志不清。后曾有一段时间恢复清醒,却又因为参与黑道事宜被打,成了痴呆。
老四文清自8岁时从树上摔下就成了聋哑人,成年后靠着一家照相馆维生。
林家四兄弟的人生经历,基本每一条都对应着相关历史中的台湾状况,说这是符合银幕的宏大的史诗电影并不为过。
除此之外,摄影上的匠心独运也为影片添色不少。
这部片由陈怀恩担任摄影,构图取景和运镜都与片中人物实际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形成对比,不疾不徐,凝重旁观。
片中大量使用固定镜头,无论是死亡的悲切,还是局势的变化,静静在一旁观看的摄影机,总是隔着一段距离然后停在那里,似乎在诉说着大历史下,小人物悲欢离合的无可奈何。
那些总是隔在镜头与人物之间的窗棂或是门框,无一不是为了平衡片中无处不弥散的悲哀、痛楚与疯癫。
这种间离化的拍摄手段,也给了观众以思考人物命运与历史的距离。
镜头的冰冷,只不过是为了在讲述时不至于崩溃,不至于冲动。
只有这样,观众才能在时代的迷雾中思索出那无数个死去的林文雄、下落不明的老二、疯癫痴傻的林文良,以及不知结局的文清。
除了叙事和摄影的巧妙,《悲情城市》也将对话进行了精心安排。
因为文清是个聋哑人,所以片中有不少对话是采用片中字幕的形式呈现的,像极了默片时代的台词,文静而又极具韵味。
比如文清提起自己8岁时的那场意外,年幼的自己不明白耳聋意味着什么,是觉得好玩。
《悲情城市》在电影设计上所有的克制,都是考虑到小人物身处动荡历史时的无可选择。
恸哭与哀嚎,只有在心未死时尚有气力能为之。
台湾与台湾人之悲《悲情城市》之“悲”,实际来源于中国台湾历史坐标所导致的文化中的“悲情意识”。
1895年,中国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。此后,中国台湾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。
在这50年里,日本殖民者对台大力推行殖民教育,力图篡改历史,混淆是非,给台湾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肉体与精神创伤。
其中所夹杂的痛苦与屈辱,是难以想象的。
与此同时,台湾人民对于自己身份的迷失也是可以预见的。
直到1945年,日本战败的消息和天皇终战诏书的播报,使得中国台湾人民对于未来又一次燃起了信念、希望与激情,似乎光明就在触手可及之处。
所以,当林文雄的孩子出生的那一晚,他激动地称其为“光明”。
而林家新开的酒店,也被叫作“小上海”,这一切都代表着对于祖国的憧憬与期待。台湾也开启了大规模的遣返日侨。
但是很快,兴奋的狂热还未来得及转化为规划未来的冷静之时,国民党败退台湾并展开“劫收”的举动,终于演变为一场满是暴力的统治。
所以,就有了“二二八”事件,就有了白色恐怖。
这些史实陈列起来,似乎改变就是一瞬间的事。但历史的一瞬间,可能就是一代人的一生。
比如遣返日侨时分离的愁绪;日常沟通中台语与日语夹杂的表述方式;明显受日式文化影响的生活起居和思维方式。
而《悲情城市》中那些,从出生起就要接受日本文化熏陶的年轻人们,却要在1945年之后,与过去的自己决然斩断关系,这绝非易事。
影片全文的重点,实际上就落在台湾结束日据时期,与开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交点上。
这种被当作物一样被交接的客体地位,实际上是与台湾历史上统治者频换相对应的,比如之前的殖民国家就有葡萄牙、西班牙等。
这种轮换地位中,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林家大哥林文雄。
他主持着整个家族的运转,平日里为了维持生计需要在黑白两道中周旋。
面对一浪接一浪的祸事,文雄坚定地认为无论是日本人的洗脑统治还是国民党的腐败,对于林家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伤害。
所以他感叹本岛人最可怜,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。
在宽容家聚会时,一群人凑在一起,用一种夹杂着悲凉与调侃的语气说“奴化是我们自己要的啊,我们就那么贱,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。.老何,台湾一定会出事,准启你的笔,到时候你就是见证......来,敬见证。”
或许,《悲情城市》最大意义也就在于此,用镜头,敬见证!
庸常生活之情
大时代之悲,更能衬托出那些看似微不足道,却又弥足珍贵到充斥了每个普通生命的东西:感情。
影片明线的情,无疑就是文清与宽美的爱情了。
文清内敛沉闷又聋哑,自然也甚少表达自己的感情。
宽美实际上也是一个宁静的女性,但面对文清,她就只好常常拜访林家,只为看他一眼,用纸笔或是眼神说几句话。
其实,身为护士的宽美大可有更好的选择,至少可以找个普通人,护她一生周全。
但她却唯独钟情于老四,甚至结婚后面对那些风风雨雨,以及最后老四的不知所踪时,她也只是淡淡地说,邻居总是说日子苦,可只要文清与儿子在身边,她就无比踏实。
同时,电影的旁白,就是以宽美的日记口吻完成的。
那些像诗一样的句子,再加上女性沉静温柔的声音与语气,就显得好像一切都还有转机,更显得人世无常,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弥坚。
就像影片开头宽美日记里写的那样:“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,沿路风景很好,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,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”
宽美哥哥宽容与日本女侨静子间那种似有若无、未能启口就匆匆结尾的爱情也很动人。
静子临行前,为宽容兄妹都准备了礼物。
她怀着对未来的迷茫踏上了前路,宽容看着她的礼物想起自己在克鲁泡特金的《互助论》扉页上所写过的:“同运的樱花,尽管飞扬地去吧,我随后就来,大家都一样。”
大家都一样,普通人都一样,对于时代无可奈何。身份或许会变迁,而那些付出与交换的情谊,则永恒留存于心中。
文清,这个两次入狱的聋哑人,在第一次出狱之后,执意一个一个去见那些死去朋友的亲属,交代临行话语与遗物。
他曾说,为了那些逝去的生命,他也要不停奋斗。
到了最后,他也不知所踪,留下宽美和年幼的孩子,在漫长的日头里久久朝着过去回望。
山河破碎风飘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这时代,聋子也好,哑巴也好,谁都逃不掉。
历史书上的描述总是过于抽象和宏大,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何尝不是历史?
《悲情城市》是一部伟大的作品,它轻盈又凝重,超脱又悲悯,多年后依旧历久弥新,这就不难理解这部影片为何会一票难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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